文 / 子玉
历史上有一句话：“国都即国运。”换句话说，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哪里，往往决定了它的兴衰。
魏国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魏惠王九年（公元前362年），魏国把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。《史记》记载说，这是因为商鞅打败魏军，魏国害怕秦国，于是才仓促迁都。但根据《竹书纪年》，魏国其实早就迁都了，否则孙膑的“围魏救赵”根本不可能实施。要知道，从齐国远攻安邑，中间隔着重山大河，不可能突然袭击；而大梁离齐国更近，孙膑才有机会设计闪击。
然而，从魏国迁到大梁开始，国运就走下坡路了。魏惠王自己也感叹过：“以前大魏强盛无比，但到了我手里，东边输给齐国，还丢了太子；西边把七百里土地割给秦国；南边又败给楚国，真是窝火。”这才让他意识到，迁都大梁或许是个错误的决定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大梁四面受敌：南边是楚国，西边是韩国，北边是赵国，东边是齐国，简直就是群狼环伺。就算秦国要打魏国，也可以借道韩国直接杀过来。秦国谋士张仪就评价说：“大梁地势，本就是战场。”魏国为了防守，不得不长期驻扎大军，修筑城防，这让国力被严重消耗，成为“危国之兵”。
展开剩余66%这种困境，北宋也遇到过。赵匡胤就曾考虑迁都洛阳或长安，以依托山河的险要来减少兵力消耗。但魏惠王没这么做，他迁都大梁是有野心的。大梁商业繁华，地处中原中心，便于出兵、召集诸侯。魏惠王当时志在称霸，觉得魏国国力强盛，魏武卒横行天下，凭实力完全可以压服列国，甚至取代周天子。
他一会打赵，一会打韩，目的就是逐步实现霸业，并构建以安邑、邺城、大梁为核心的战略防御圈。问题是，他没有料到秦国会在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，而魏国却因连年征战与财政消耗而走向衰落。
其实，如果魏国一直留在安邑，情况可能完全不同。安邑位于山西运城盆地，东南有中条山、王屋山天然屏障，西边渡过黄河即可进入关中。魏国在西河太守吴起的主持下，还在黄河沿线修建了一系列防御工事，完全压制住了秦国。那时秦国只能被动防守，商鞅才会提醒秦孝公：“魏国对秦国，是心腹大患。”
但魏惠王当时根本没把秦国放在眼里，他看到的是天下格局，想着如何争霸。于是，迁都大梁在他看来是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的综合考量，而不是避秦。只是，他依旧抱着春秋时期“君子约战”的思维，没意识到战国已经进入“兵不厌诈”的时代。商鞅敢设局骗魏公子卬，就是因为魏国贵族还在遵守老旧的规则。
不仅魏国，赵国迁都邯郸，韩国迁都新郑，也都忽视了山河屏障的重要性。相比之下，秦国稳居关中，守住函谷关就能以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的优势立于不败。三晋最终失败，很大程度上就是败在地缘劣势上。
更致命的是，魏惠王在人才战略上也失了分。魏国出过商鞅、张仪、范雎这样的能人，但他都没能留住，反而让他们投奔秦国，反过来助推了秦国的崛起。地缘劣势加上人才流失，魏国只能一路衰败。
秦国灭魏时，正是利用大梁的地理短板，直接引黄河水灌城，魏国束手无策，只能投降。
从魏国的命运可以看到一个铁律：历史是一部地缘竞争史。谁能占据地利，谁就有更大的胜算。魏国迁都大梁，看似是战略升级，但最终却成了国运衰落的开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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